《梦难再》 章节目录 第一章茫然而失 1964年隆冬，我出生在苏中如泰运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庄，正值自然灾害后的饥荒之年，庄上农民食不果腹，面黄肌瘦，男女老少不得不以树皮草根充饥，一时间浮肿病流行。 屋外下着大雪，母亲望着嗷嗷待哺的我，担心我会冻死或饿死。没想到大雪刚刚停下，老队长突然来我家通知我父亲去生产队里分稻子。 老队长一路踏雪而来气喘吁吁地对我父亲说： “刚刚接到公社通知，今年出生的小伢儿每人可以分到一百斤稻子过年，快！快去队里分稻子！” 父亲心想：“有了这一百斤稻子，全家人这个冬天就有救啦！” 我爷爷听到这个消息，露出了久违的笑脸对我父母说道： “嘿！这伢儿真是富贵命，长大指不定有出息，要好好把他带大啊！” 儿时我经常生病是爷爷扛着我到数里外的大队卫生所打针吃药。 等我稍稍长大了点儿才知道那位给我打针喝苦药水的年轻女医生她是我的大表姑。 大表姑长相一般，皮肤黝黑，大而圆的脸庞儿上长着一双丹凤眼。 夏天的时候她还穿着袜子，可是全村的社员都叫她“赤脚医生”。我虽然有些茫然，但在我心里最尊敬最羡慕的就是这位当赤脚医生的大表姑了。她不需要像我父母和其他社员那样整天辛苦劳作，而是穿着干净漂亮的衣服还很受社员们的尊敬。社员们只要见到她总是围着她医生长医生短的叫着她。 她每次出诊朴实而热情的乡亲都会为她冲一大碗鸡蛋茶，几年下来她那黑呦呦的皮肤竟然变得像鸡蛋清一样透明白润了。 那时候我整天梦想着自己能快快长大，能像表姑那样也背上带红“+”字的药箱，穿着漂亮整齐的衣服，骑着崭新的钢丝车（社员们对自行车的一种称呼）在乡间地头为社员们出诊治病…… 在无穷无尽的梦想中我渐渐地长大了。 1976年的夏天十三岁的我已经上初一了。这天我家里的一头体型肥壮性情温顺的老母猪又生下了二十多只小猪仔，这头母猪已经成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来源，我父母把它看成是家中的活宝贝。可是老母猪生小猪仔之后过几天就发高热了，小猪宝宝喝了猪妈妈发过热的奶水又开始拉稀了，我妈妈怕小猪宝宝再生病，不顾我是刚刚开学还是让我去公社兽医站请兽医。 我只好顾不得上学硬着头皮旷课去公社请那位人称“赵先生”的兽医。 “赵先生”毕业于泰州畜牧兽医学校，戴一副黑宽边眼镜儿，瘦削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两只三角眼儿的上方长满了又密又黑又长的眉毛，特别像报纸上的“林副统帅”。我内心有些惧怕他，但为了完成妈妈交给的重要任务，我又不得不壮着胆克服恐惧去请他。 “赵先生”以前来我家时我妈妈都要为他准备好几道下酒菜，赵先生不但能说会道而且能吃会喝，几乎每次都要喝得东倒西歪地才肯离去。我小妹妹最讨厌他醉酒后的样子，躲在他身后模仿着他的醉态，学他说话的腔调。赵先生走后，妈妈一边训斥小妹，一边无奈地对我们说： “为了给老母猪看病家里花再多的钱也不能心疼啊！” 从妈妈的态度中我意识到当一名兽医也同样受人尊敬。特别是我看到这位“赵先生”用的针筒比“赤脚医生”（我大表姑的）的针筒还漂亮时，我便立刻改变了梦想，长大要当一名兽医。 1978年秋天是我刚考上高中的时候，开学没几天我老祖父突然小便出血，家里急忙送他去岔河镇中心医院就诊。父亲的一位小姑父从江城医学院毕业后原分配在江城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因我父亲的小姑在岔河镇做民办小学教师，为了解决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父亲的小姑父便牺牲了自已在城市的工作调回岔河镇中心医院工作了。 父亲的小姑父是江城医学院毕业的，又在江城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过，水平高名气自然就大，在岔河镇感觉就如华佗再世、扁鹊重生，找他看病的人常常挤满他的办公室。我父亲经常说他小姑父医术高、人品好，说他小姑父家里的土特产总是堆积如山吃不完、用不掉，有时候还能送些给我父亲。 那时候为了响应国家“把医疗卫生办到农村去”的号召，江城医学院在岔河镇医院办了一所赤脚医生大学，人们习惯称之为“赤医大”，父亲的小姑父又是教课又是看病又是“开刀”简直忙坏了。 有一次我亲眼看见父亲的小姑父（我叫他小姑爷爷）给“赤医大”学员上课，小姑爷爷是做外科的，给学生们上外科手术课时，用狗做试范，把狗儿四脚朝天地固定在木制手术台上，用锋利的刀片去开膛破肚。可能是不打麻药的原故，那狗儿痛得嗷嗷直叫，惨叫声传出很远，我被那“手术”的场景吓坏了。从此我觉得医生其实跟我们村的杀猪匠王三儿差不多。那个时候我很天真很幼稚说到底还是无知，哪知道杀猪匠怎能和医生相提并论呢？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小姑爷爷替我老祖父诊断出是膀胱结石，我们一家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膀胱”，更不知道“结石”是什么东西？就怕老祖父这下没命了便担心得要命。 小姑爷爷说“膀胱就是盛尿的口袋，里面结石大了堵塞了输尿管，如排不出尿来，就必须要进行手术摘除治疗”。 我一听到“手术”就联想到“赤医大”学员们给狗做“手术”的场景，吓得我哭得不行，求父母把老祖父送到江城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 随后岔河医院的救护车便把我老祖父送到了江医附院。 我的家虽然地处偏僻的苏中农村，可是解放前却有几位先辈参加了革命。我老祖父有一位堂弟名叫丛其山他因吃不饱饭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到了陶勇的海军部队，成为了一名海军军官。解放后转业到交通部水运规则设计院工作，据说后来官至党委书记。现已离休，在北京市柳芳南里安享晚年。 我父亲的三叔叔吴春生，解放前做过私塾教师。因逃婚而参军，五十年代转业到江城医学院当办公室主任。他每次回老家都有“乌龟壳儿”的汽车接送他，四乡八邻有人生病都找三叔爷爷安排看病。乡长、书记都请他吃饭，在我们家乡很有名气。 在那个年代里，好多亲戚盖房都请他帮忙批木材、水泥计划。我家盖房时也是三叔爷爷批来的水泥大梁，我父亲用“挂桨船”从江城一路水运回家。 我老祖父去江医附院看病这件事一定要惊动三叔爷爷的。三叔爷爷打了一个电话给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后，老祖父很快就住进去了。我因为高中在读又揣着上大学的梦想，就专心在家读书没能去江医附院。但我心里已经无时无刻不对那座“救死扶伤”的人间圣殿充满着向往。 父亲在江医附院陪老祖父治病，他尽心尽责地服侍在老人家的床前。父亲只是老祖父的孙女婿，可父亲的孝行不但感动了老祖父，连病房里的其他病员、家属甚至医护人员都被他的行动感动得直竖大拇指。 父亲抽空便坐“机机快”（一种客船）回家，有一次他给我们带回半瓶老祖父多下来的“麦乳精”，父亲一边用开水冲给我们尝新，一边还给我们兄妹讲起医院病房里的趣事。 父亲像幼儿园老师给小朋友讲故事一样惟妙惟肖地对我们讲道： “那些医生、专家个个都是穿着白大褂儿，每天上午八点准时来查房，病房里的小护士一个比一个年轻、漂亮，轻盈得像飘来飘去的白蝴蝶儿一样，说起话来声音像银铃儿似地好听。” “还有那些医学院的实习生（大学生）跟在老师后面认真地听讲，仔细地记着笔记……” 父亲的话说得我心里痒痒的，我恨不得明天就能考进江城医学院，融入那些白衣天使之中。 如果我能心想事成，在我们家乡是何等的骄傲和自豪啊？ 那段时间我总爱浮想联翩，我想象着江城医学院的大门、教室和教授们的摸样。想象着与女大学生们同窗共读的情景。我还想象着三叔爷爷吴春生当大干部的模样。 对于三叔爷爷吴春生我只是在很小的时候曾见到过他。印象中的三叔爷爷身材高大、五官端正、戴一副近视眼镜儿、一头浓密乌黑的头发紧紧地向后倒着，属于典型的干部模样。可是近十几年里，从没有机会见着他，他留给我童年的印象就像是夏夜里天空中的星星那样既遥远又模糊。 老祖父在初冬的时候终于出院回家了，那个年代也没听父亲说过送红包儿给医生的事，但手术却很成功，时年75岁的老祖父又活了整整十年。在85岁那年的秋天老祖父才离开了我们，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1980年我高中毕业，因我小学入学时的年龄就小，在农村既没上初三也没上高三，所以高中毕业那年我才17岁，参加高考后因几分之差名落孙山了，妈妈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便安慰我道： “小哗（对儿子的爱称）再补习吧，章老师（妈妈的发小，我的小学老师）的女儿章平儿都考上了，我的儿子怎能不考上呢？” 为了能跳出农门实现我儿时的梦想，我暗暗下定决心听妈妈的话再好好补习一年。 妈妈让父亲去见三叔爷爷吴春生，请他为我写信给双甸中学的吴明荣校长。 吴春生本姓任，从小过继给大地主吴敬庭家，所以改姓吴，这样才和吴明荣校长同姓，听老辈儿讲吴春生与吴校长有很深的交情。吴校长看了三叔爷爷吴春生的信后，毫不犹豫地收下了我这个落榜的补习生。 在双中补习的二年里我和同学们一样，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二点才睡觉。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其他时间几乎都用在上课和做作业上，同学们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家庭条件都很困难，几乎每顿饭都吃不饱。可是大家还是坚持刻苦努力地学习，在考试成绩上大家你追我赶唯恐落后。 补习生活虽然艰苦，但学习中我也结识了不少的新同学，这些同学日后有几个成了我的好友。在周末时我们偷偷相约在一起打篮球和到镇上看电影…… 我们苦中作乐，很快就度过了两年苦行僧一样的生活。 补习的两年中家中连续遭遇了几件不幸的事件： 1982初春非常疼爱我的祖母（其实是姥姥，母亲是独生女儿，父亲是入赘到我家的）在一次与邻居葛二侯的争执中，被葛二侯失手打伤至脑干出血，在公社卫生院住院十五天后意外死亡。 事情的原来是这样的，1981年底邻居葛二侯擅自弄来一条渡船，在我家渡船东边五十米处摆开了，使得我家船上的过渡客大大减少，我奶奶认为我家渡船已经在运河上摆了四十几年，解放后在县交通局正式登记注册并领取了营运证，解放后的三十多年里我家每年都上缴县财政九百六十元。因此县交通局理应要给我家做主，及时取缔葛二侯的非法营运渡船以保护我家的合法渡船。 可就是这样一条连我奶奶都明白的道理，在我家多次向县交通局投诉后，交通局的执法队开着执法艇多次到场却始终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而是一拖再拖、不了了之。 葛二侯的无证黑渡船毅然在我家渡船东边非法地营运着。我奶奶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她愤愤不平地与葛二候论理，最后竟被葛二侯破口大骂，直至大打出手，至我奶奶身受重伤。我奶奶竟然死于邻居葛二侯之手，葛二侯虽被判处两年徒刑，可是我却永远失去了最疼爱我的奶奶。 伤心之余年少的我始终觉得交通局的那些执法官员们罪责难逃，是他们的无能和不作为才造成了我们两家邻居的人财两空、两败俱伤。 本来事实很清楚，如果执法部门及时正确处理好就不会发生以上悲剧。只要执法人员能及时用执法艇拉走葛二候家的船此事就解决了。可是那些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虽然来过多次就是拖着不解决问题，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往深层次里想就是为了拿我们两家的好处，只要拖着不解决他们就可以“吃两头”。我家没送礼，而葛二候家为了摆渡先后向交通局的有关领导送了大米、油、鸡、酒和香烟。官员们只要有好处拿哪管什么是非对错。他们甚至连老百姓的死活都可以不管，反正酿成悲剧与他们的利益无关，他们终是丝毫无损。 1982年夏天我们的家乡开始实行分田到户，我一家九口人（奶奶刚刚去世）只分到四、五亩蚕豆地，收成又不好，使得一家人的吃饭成了严重的问题。 真是祸不单行、福不双至。 1983年7月1日一场龙卷风又把我们家乡卷成了一片废墟。在战天斗地的抗灾期间我的高考分数下来了。 愁云笼罩着的家从此才出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这一年二本起分线是475分，而我的高考成绩是496分，按理只要我填报江城医学院的志愿是完全能被录取的。可是由于我的无知使我失去了就读江城医学院的机会。 江城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学制五年，可是同样隶属于交通部的南京航务工程专科学校，学制仅是三年，我家贫无钱供我读书，只求早日参加工作能拿到工资可以贴补家用。是时家中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正在求学之中，于是我自作主张填报了“南京航专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志愿。 在我的意识里，真不清楚大专和本科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只知道南京航专和江城医学院都是二本批次录取且同属于交通部，就认为将来毕业后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在三年的大学生涯里我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自学了《中国通史》我爱好古典文学，业余时间看了很多古典名著和唐诗宋词。 我热爱集体活动，积极参加学校和学生会组织的各项活动。1985年学生时代的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建831班班长和学校土建系学生会zhuxi。 在三年的大学生涯里，我始终充满着理想和希望，可是没有能学医成为一名白衣天使成了我抱憾终身的事情。 童年时代从我看到当“赤脚医生”的大表姑便开始崇拜医生，后来求学之中，我知道了三黄五帝时尝百草发明医药的神农、战国时期救死扶伤的医生扁鹊、东汉时临床医学家华佗、唐代医学家药学家孙思邈、明代时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还有后来为我老爷爷治好病的江医附院的白衣天使们，他们都是我崇拜的偶象。可是我一时的无奈和无知做出的决择让我今生今世注定与医院、医学、医生擦肩而过了。 章节目录 第二章刻苦求学 1980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南国的广东深圳已经设立了国家特别开发区（简称特区），许多大学毕业生把那儿看成是开创事业、成就理想的热土。新的潮流和时尚不断地透过层层有形或无形的阻拦向内地渗入着。我们这些大学生们开始喜欢牛仔裤、t恤衫；香港、台湾的校园歌曲和流行歌曲也时时飘荡在我们校园的上空，邓丽君的歌、琼瑶的小说在大学校园里成了最新的文化时尚。我们听着“何日君再来”看着“几度夕阳红”度过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我所在的南京航务工程专科学校和大连海运学院、上海海运学院、集美航海专科学校、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江城医学院等六所高等院校同属于交通部。我们的校园坐落在古城金陵的市中心，南毗原国民党时期的总统府，东去不远便是著名的紫金山，北去两站路便是美丽的玄武湖。 学校是国民党时期国家水利部的办公旧址，校园并不大，建筑物物又古老又陈旧，尤其是从学校大门进去正对着我们的行政办公楼就是典型的旧时机关格调，显得特别的幽静和落寞。学校没有运动场地，所以看起来就更不像学校而像旧式机关。在校学生不满千人，其规模在高校林立的金陵城显得特别的弱势，可就是这样一所不见经传的高校自1951年办学以来，为新中国的交通运输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毫不夸张。共和国有几任交通部长，是我们航专的校友，如钱永昌、黄正东等。全国至少有二十几个省、直辖市的交通厅长、副厅长是航专的校友，仅江苏省就有几任厅长、副厅长是航专的校友。如：徐华强、陆志经、杨weize等。其他奋斗在交通战线上的领导、专家、精英、骨干们就更加不计其数。所以我常常为母校而满怀感慨： “母校的渺小在于校园的简陋和仅是三年制的大专设置；母校的伟大在于她为祖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交通人才。” 我深深的陶醉在母校的辉煌里，也为自己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做了一个具体的规划。 1、好好学习，每门功课力争考试优秀。 2、竞争班干部，当班长。 3、争取学生时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将来更好的发展打下政治基础。（将来当不上部长、厅长，至少也要当个处长） 我是一个浑身充满激情的热血青年，有了想法就开始行动。我认真的上好每一堂课，不管是考查科还是考试科我都同样重视，认真听课并做好课堂笔记，课后还要温习几遍，作业是在理解的基础上独立完成。虽然进了大学而学习上的认真态度和紧张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当年的高中补习生活。 每次考试成绩公布下来我总是班级上的前几名，作为学生有了好的成绩，基本就成功了一半。我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友爱互助，关心每一位同学做他们的好朋友，时间不长我就被同学们选为班长，有了师生们的认可，接下来我的进步就顺利多了。 大二时我便顺利进了系学生会，这时候我们开始学习《房屋建筑学》、《钢筋混凝土结构》等专业课。上课时有不少的同学觉得枯燥无味，而我却觉得非常有趣。 专业课我一学就会，一听就懂。学习得心应手顺风顺水，我甚至觉得专业课比基础课更有趣好学。因此相对于第一学年，我的课余时间多了不少，这样我有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可以组织全系同学的集体活动，举办新年晚会（那时还不过圣诞节）、新生联谊会、大学生运动会、歌舞晚会、诗歌朗诵会、文艺表演会等等。 在一次晚会上我和徐州的骆永光同学共同表演了一只小品引得师生们捧腹大笑，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我喜欢唐诗宋词已能熟练背下上百首古诗词。 大学时代我有无穷的欢乐，也有无尽的烦恼，因家在农村，父母靠种田为生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在上中学，家中的经济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可我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男生，在校时我从来没有表现出寒门学子的穷酸相，搞得同学们都不相信我是来自农村的，我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每月19元的助学金，剩下的是我父母每月大约能寄给我的10元钱。每当月底家中的钱还没寄到手时，我囊中羞涩吃饭都会成问题时，便是我最烦恼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不过五十多元，我每月能有接近三十元的生活费，水平应该不算低了。然而我却常常不够用度，因为我要请同学们喝酒，和朋友们结伴游玩。我的豪爽和慷慨如同《水浒传》中的好汉们一样。 记得初中时我看过的《水浒传》，我向往好汉们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侠客豪情。所以基本上每个周末或假日我都会约上同乡的几个同学喝酒游玩。学生时代，我已把自己的酒量锤炼好了。没想到这酒量在日后的工作中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我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优异的学习成绩，用自已的付出赢得了优秀学生干部的称号。 1985年夏天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优秀学生干部赴黄山夏令营”活动。我第一次见到了名甲天下的黄山美景，我兴奋地陶醉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之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也是这年的冬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在不足千名学生的南京航专，我如同凤毛麟角一般，成了其他同学羡慕不已的校园名人。 我的大学生活是美好的，可是美中不足的是我没有谈过一次恋爱，没有喜欢上一位女生，也没有被任何一个女生喜欢过。虽然那个时代还不很开放，但在校园里成双成对、形影不离的男女同学已有了十几对。而我为什么终究没能谈上一场恋爱呢？客观的说不能怪女生们“不识君”。确实是因为我对我们工科学校少得可怜的几位女生没有关注过。在我心里我爱恋的对象早在中学时代就被江城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某一位美丽的白衣天使所占据了。冥冥之中我把这位佳人牢牢地隐藏在我的心灵深处，因为这是我少年的梦想，我一定要让梦想成真，这就是我少年时期就许下的“附院情结”。 哪个少年不钟情？在我充满青春气息的大学生活里，我从骨子里都充满者青春的朝气。我爱学习、爱生活、爱朋友、爱未来。我只是更愿意厚积薄发、蓄势以待而已。我常常憧憬着自己的未来，那是一幅事业兴旺、爱情甜蜜、生活幸福而美好的愿景图。 转眼间我的三年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那毕业离别时的情景。 1986年的夏天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夏天，素有四大火炉之称的省城金陵是那么的燥热。太阳烤焦了满街的梧桐树叶，蝉儿没命似地叫着。学生宿舍里同学们都在整理着出发的行装，准备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那情景有点儿像“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的样子，走廊里乱七八糟一片狼藉，有同学们丢弃的搪瓷杯子、旧鞋袜子、旧书本子，卫生间里几个同学正点火焚烧着旧书籍、信件还有情书。尽管辅导员老师再三强调要文明离校，可还是发生了有人在墙上写字漫骂老师、扎坏公物、打架等等向学校泄愤的恶劣事件。 我是学生干部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虽然我不能有效地阻止少数同学的野蛮行为，但我个人丝毫没有不文明的行为，因为我爱这所学校，我要从心底感谢学校他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我发自内心地对学校充满感激之情。 分配名单下来了，我们这一届学生的分配去向还算不错。因适逢国家改革开放，这次同学们绝大部分去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如深圳蛇口工业区，交通部招商局，北京水运规划设计院，更多的分在交通部第一、二、三、四航务工程局，还有在交通部所属的港务局、高等院校基建处，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建处、江城医学院基建处、上海海运学院基建处等等。工作地点大多在沿海开放的十四个城市之中，我是学生干部，成绩优秀，分配应该不成问题。对此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也从没有向校方打听过。 在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刚走出校门，扭头看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模样的男人，头戴着一顶新的大檐草帽，肩背着一只重实的蛇皮袋子，站立在校门口的梧桐树下东张西望地看着路过的学生。我一眼望去那人隐约就像是我的父亲。 父亲十九岁时生我，我今年二十三岁，父亲实际才四十二岁，从年龄上讲他一点儿也不老，可是生活的艰辛加上长期的曝晒使他显得又黑又瘦又苍老，看上去就像是五十开外的男人。 我看到像父亲模样的农民正在向一位路过的漂亮女生打听着什么，便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等那位漂亮女生走开之后，我才大步向“父亲”奔去，父亲同此时也看了到我，父亲惊诧地看着我微笑着对我说： “妈妈让我给你带来大米和自家地里的黄瓜……” 父亲还想说什么，我拉着米袋子迅速地躲进了学校传达室里。 父亲一路风尘而来，背上背着五十来斤重的米袋子，袋子里还有家里鸭子生的二十几只大鸭蛋和自家地里长出的几条大黄瓜。 我把父亲带来的米袋子寄在传达室里，让父亲在传达室里等我。然后我转身去找系党总支书记许召浦老师。 在许老师的办公室里，他正趴着看报纸，我尽力压制着喘气的声音轻声地对许老师说道： “许老师我家父亲从如东老家带来了家乡的大米，我放在传达室里送给您尝尝。” 许老师没有推却他含着笑点头接受了。 我把鸭蛋和黄瓜分给了同寝室的同学们。 晚饭后我和父亲来到校园西侧的珍珠公园，在一张旧石凳上坐下，父子俩便拉起了家常： “这次来学校时走得急，家中的老母猪快要下仔，已经成熟的五亩小麦刚刚割下，你妈一个人在家，我很不放心，所以明天一早就得往回赶啊！” 父亲急切地对我说道。 我了解父亲，他从来就舍不得闲着，我便担心地问他道： “车票怎么办的？” 父亲轻松地说： “下车时我就打好了，是明早8：25分开双甸的。” 我从心里感激父母，父亲他十几岁就到我家当上门女婿，在那个没有温饱的岁月里，他硬是把我们兄妹四人带大。尤其是我上了十几年的学没少让他们操心。 我想留父亲住几天，让他好好游览一下这六朝古都的风景名胜。正好我已经没有课了，考试也已结束，等分配结果出来后就可以离校了。可是想起老家的一摊子事，父亲却不敢多逗留。我心里知道在我离开南京后父亲是没有机会再来南京玩的。 父亲像是想起了什么重要事情，一脸凝重地和我说起分配的事情来，父亲说： “家里现在有些困难，我和你妈妈都很希望你能回江城工作，离家近点能照顾家里为家庭分担困难啊！” 父亲的话语重心长发自肺腑。我本来是有自己的打算，想去北京交通部工作，大城市大机关更能成就我的人生。现在看来我不能为个人的前途置家中的需要于不顾。那天晚上我和父亲在公园石凳上一直聊到深夜，父亲的人生经历深深的感动了我。 父亲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就已有了我和大妹，在农村什么重活、苦活都干过，可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我决定放弃去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家乡江城为家庭的脱贫、为三个弟妹的成长尽长子、长兄之责。 第二天我送父亲到中央门长途汽车站，按父亲说的时间是8：25上车，我们准时到了中央门汽车站的检票口，工作人员仔细看了父亲的车票后用南京牌的普通话对我们说道： “这班车子早就已经开出去了！” 我拿过父亲的车票细细一看，原来这是7：30出发的班车，车次是第825次。是我乡下的老父亲看错了车票。父亲站在检票员旁愣了半天，一副无奈的样子，让我很是难过。后来我大着胆子与这位中年检票员交涉，他见我们父子俩满脸诚恳才勉强同意让我父亲乘上了9：30去邻县如皋的汽车。 送走了父亲后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回到学校已近中午，我没顾得上去食堂吃饭，径直去了系总支许书记许老师的家。许书记对我一向很好，他也是苏北人，讲话的口音和我差不多，他黑黑瘦瘦高高的样子根本不像大学里的老师，很像我们临村的那位民兵营长吴政权。许老师过去一直主张我去北京工作，他说那样才有前途，机关大容易出成绩，工作后锻炼几年，再回到江城就是一名局长。可是如果你要在江城干到局长的份儿上，那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我不太理解许书记的话，我只是反复向许书记讲明家中的实际困难，并再三要恳求让我回江城工作，最后许书记对我十分惋惜地说道： “铁军啊！等你回到江城后你就会知道，也许以后你更会后悔的。” 由于我的坚持，许书记答应了我的要求，只是当时在江城的交通部直属单位的分配名额已排满，使我不能回到与学校专业对口的部属系统工作了。 后来我被分配到江苏省电力工业局（南京市北京西路20号），到省局报到后，又二次分配去了江城供电局。就这样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终于尘埃落定了。 看到其他同学都有了好的去处，而我最终却因为家庭的原因去了一个与学校专业不对口的陌生系统，使我对自已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 1986年7月6日，似火的骄阳照射着石头城的上空，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离情别意，我没有爱别人也没被别人爱过，所以面对离别却很轻松和平静。 我花了三四天的时间与同学们相互写了毕业赠言，我和二班的支部书记（一位上海男孩儿）毛小军共同设计制作了一本精美的《毕业纪念册》人手一册，在我的纪念册里记满了各位同学为我写的临别赠言。 一位来自杭州西子湖畔品学兼优才貌双全的女孩儿徐萍给我的赠言写道： 航校三载锋芒露， 君之才华令人慕。 今后天涯各自去， 愿君早成栋梁树。 这段赠言可以证明这三年中，虽然没有品尝到实实在在的爱情滋味，但隐隐之中依稀还是有女生对我怀有好感的。 如果这段赠言还不能证明什么，那么在我离开学校时，那位来自东北大连的女孩儿，她深夜（凌晨1点）送我去中山码头乘船回江城，女孩儿默默地替我拎行李，静静地等侯我上船，悠悠地目送我所乘的东方红5号客轮徐徐地消失在长江中的晨雾里。 几年后，她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回去的路上已经没有了公交车，我从中山码头徒步跑到长江后街的学生宿舍，高跟鞋的后跟都跑掉了一只，脚底磨起了一大片的血泡……” 她送我是因为她喜欢我，我的性格既直且急，极像北方她的爸爸。 我的学生时代就此划上了句号，一切快乐和烦恼、一切成功和失败都像我回乡时，承载着东方红5号客轮的滚滚江水一样，向东一去不复返了。 章节目录 第三章学成归归来 从学校回来，我带回了两蛇皮袋子的书。船靠上江城港的码头时，已经是下午四点，这里的气温显然比省城要低些，江面上还不时吹来微风，感觉并不燥热。 在滨江饭店住下后我痛快地冲了一个凉水澡，然后躺在小木板床上休息，书桌上“江城三元电视机厂”生产的九吋黑白电视机正播放着《江城新闻》，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用极标准的普通话播报道： “江城滨江临海已被国务院首批批准为全国沿海开放的十四个城市之一。目前，正在城市的东南方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城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住房建设正在蓬勃兴起，在虹桥区建设五万平方米的住宅新村，在天生港由华能国际投资公司投资建设1、2期电厂，江城人民幸福美好的明天即将来到……” 我独在异乡为异客只身一人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晚上除了看电视就只有睡觉，疲惫后很快便进入了梦乡，睡得又甜又香，做了无数个好梦。第二天醒来时已经是上午八点多了，我换上一件崭新的确良短袖衬衫，拎起随身携带的行李和两蛇皮袋子书一路乘公交车前往江城供电局组织科报到。 江城的路并不宽，路旁边没有什么大树，依稀也能看到几棵令我熟悉的法国梧桐。年轻的城市就像少年害了秃头病一样，有一块没一块地漏着空地，公交车班次很少，上车后颠颠簸簸、左转右转，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位于青年中路60#的江城供电局。 传达室里，一位又黑又瘦老农模样的中年男子嘴里叼着香烟正在发呆。听说我是新来报到的大学生，感觉很平常，用含了痰的嘴巴嗡声嗡气地说道： “报到！去组织科啊！西边四楼上去就是。” 我把行李和书放在传达室里，取下报到证径直往西上到四楼。 这栋行政办公楼是一幢五层混合结构的旧楼房，估计是受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学教授杨庭保先生的影响，屋顶挑出部分向两端做了大大的飞檐，檐牙高高翘起，灰色干粘石的外墙、红色木门木窗，一点也不气派。看上去有点儿像南京钢铁厂的职工集体宿舍。我走过长长的外廊，在挂有一片“组织科”木牌子的门前停了下来。 我小心翼翼地敲门进去，看到一位四十开外、额头光光、又胖又矮的中年男人正在接待一位刚报到的男生。只见这位男生个儿和我差不多，身材比我还单薄，不过穿者很是得体，涤沦的短袖衬衫，上口袋中装着一本红色的学生证，极透明的衬衫让我把他的上半身一览无余，这件衬衫是时下最为时尚的。在家乡只有当领导干部的成功人士才穿这样的衬衫。 小伙子认真地填写表格，完事后他主动对我做自我介绍： “我叫王建兴，江州石港人，南京电校毕业。” 由于我俩都是新分配来的，彼此很快就亲近了，他交了报到证，填好登记表后，拿到了工作介绍信。然后他站在一旁等我。 我便开始办理报道手续，中年男人边发给我表格，边给我们俩介绍道： “我姓黄叫我老黄吧！你们来得正是时候，正是供电局用人之际，华能2期配套工程马上就要开工建设了，要建十几座变电所，还有数百公里的110kv，220kv的线路，供电局新盖的六层办公大楼快要封顶了，这几年供电局新来的大学生并不多，在你们之前新来也就两、三个。” 老黄反复说道：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大有用武之地啊！” 我和王建兴会意地对视一下，尔后我向王建新介绍道： “我姓苗，叫苗铁军，老家如东，毕业于南京航专。” 我们相互聊了一些家常话。王建兴算是我到江城供电局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说话间，老黄已给我开好了工作介绍信，他往设计室打电话，在电话里交代好后转身对我说： “小苗：我和设计室的陈主任说好了，你快去吧，楼上最东边的一个大间便是。” 我像个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谢了老黄，告别了王建兴走出组织科的大门。然后我又小心翼翼地走上五楼，去见我的顶头上司，听他安排我的工作。 设计室位于五楼外走廊的最东头，双开的半玻璃门正向外开着，进门后一直在等候我的陈主任很快便迎上来，他用浓重的乡音对我说道： “小苗你来啦！进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陈主任向大房间里坐得满满的男女老少师傅们说： “这是我室今年新分来的，小苗同志学土木建筑的，就分到土建组吧！” 说着他把我带到一位干瘦却很干净的中年男人面前对他说道： “刘工，小苗就交给你啦！你具体安排他的工作。” 刘工轻轻地放下手中的铅笔，抬起头非常客气地对我说： “啊！欢迎！欢迎！” 刘工非常客气，但话不多。 陈主任给我的感觉很像大学里的老师，中等身材，方方正正的脸上带着一副黑色宽边儿近视眼镜，话虽不多感觉还算热情。 陈主任转回头又给我介绍道： “我们设计室是为了服务华能2期工程才刚成立不久的，办公条件有限，十几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夏天连电风扇也没有，这些以后会慢慢改善的。” 还没等我问起住宿的事，陈主任接着对我说： “噢！现在我们局里的单身宿舍相当紧张，暂时安排你住西边的建工招待所吧！” 说着又亲自带我去办理入住手续。 初接触陈主任，我感觉到他既像领导又像老师。难怪刚才已听到有同事叫他“陈老师”。 办完住宿手续后，陈老师对我说： “小苗这样吧，你先回去休息几天，然后尽快来上班，最近我们室的事情还挺多的，不少工程要赶着出图纸唻！” 我带着谢意连声说道：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关心！” 我告别了陈主任，心情特别的好，想着马上回家就能见到家人心情更加激动和兴奋！ 报到注册之后，我就成了供电局的正式干部、技术人员，我从财务科领到派遣费、差旅费还有半个月的工资合计：95.60元。我心里美滋滋的。 傍晚时分，我花了1块4毛钱从江城长途车站趁车回到老家。 父母亲大抵知道我将回家乡工作，但具体并不知道我到底去哪家单位，写信需要很长时间，我干脆就没有写，今天回家想必能给父母还有爷爷、老爷爷一个惊喜吧！ 我的家乡如东县双南乡位于江城市向北40公里的如泰运河南岸，双南乡在我小的时侯叫“红旗人民公社”。在1981年因位于双甸镇南而改名为双南乡，是个典型的农业乡。 改革开放的春风同样也吹到了这个穷乡僻壤，这里的人们也开始盼望富裕和幸福。以传统农业为基础，同时也开始兴办乡镇企业和养殖业、种植业等。 三年前我从这里走出去，除了带着全家人对我的希望之外，我一无所有。今天我回来时已经是堂堂的国家技术干部，是我改变了我家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方式，成了一名吃国家粮的城里人。 我将拿到的96.5元工资加上身边余下的零钱凑足整整一百元，我想象着把这一百元钱交给妈妈时的情形，这是我人生拿到的第一笔财富，也是我家的最大喜事，更是我家的经济转折点。想到这里我心里乐开了花，两个小时的车程只觉得太漫长了，心像长上了翅膀一样，早就飞回到家中。 太阳西下之后，一轮明月又悄悄地爬上东天，夏天的星星开始忽隐忽现的布上天际，夏夜下的村庄还像儿时那样的谧静，邻居家已把饭桌子抬出来放在自家门口的场地上，电灯泡也挂到门外的树上了。 自从1982年分田到户之后，家家门前做了大场用来收割和脱粒。社员的称呼也随之改叫村民了，村民们再也不用带晚下田劳动了。当我走到自家门口时，正值万家灯火，家家户户几乎都在自家门前的场地上吃晚饭了。 乡下人的生活很简单，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好晚饭后就洗澡，然后在场上乘凉，等全身凉爽后就睡觉，晚上没有电视看，更少有人走夜路，乡间寂静得只能偶尔听到几声犬吠。 家里的瓦房是1984年我还在南京读书时盖的，已经整整两年了，因为缺钱，大门两边的窗户还是用塑料纸糊着的，夏天为了透风，父亲把塑料纸拆去了，电灯装在屋内，外面却被照得通亮。远远的我就看到大妹、小妹、弟弟、父亲、妈妈还有爷爷、老爷爷都坐在桌边，估计晚饭已近尾声了。 小弟眼尖看到我后突然大声叫喊起来： “是哥哥回来啦！” “怎不早点告诉我们好去接你呀？” 父亲见我走着回来心疼地说道。 “我都回来了还接什么？” 我边说话边打开自己的背包，掏出两包“红塔山”递给爷爷，爷爷只爱抽烟。掏出两包奶糖扔给弟弟妹妹们。父亲不抽烟，老爷爷原先是抽烟的，自从1978年手术之后就戒了，他老人家也不喝酒，我就给他买了一大盒冰糖。 最后我把一百元的大票子掏出来，在弟弟妹妹们面前幌了幌，弟弟妹妹们顿时瞪大了眼睛非常羡慕地看着我把钱给了妈妈。妈妈也不客气却有些激动地说： “哎！终于盼到头啦！” 妈妈接了钱转身进屋收藏起来。 妈妈也许正等这钱给家里的小猪买饲料，看得出来妈妈很是高兴。 父亲忙问： “你分到哪里工作？” 我说： “你真不知道吗？” 父亲神秘地问我说： “是不是江城医学院？” 父亲这样问我是有道理的，父亲的三叔叔吴春生在江城医学院工作，身居办公室主任之职，父亲大概已经找过他吧！ 我反问父亲： “是不是你请三叔爷爷帮忙了？” 父亲笑着没有说什么。这时，妈妈从屋里出来，笑嘻嘻地说道： “前几天他三叔叔回家，你父亲去找过他。他三叔叔答应你父亲把你要到医学院，只是要你到医学院工作后注意当着医学院的其他人的面不要叫他三叔爷爷要叫他吴主任，你父亲都答应了。” 我惊奇地说道： “怪不得我也收到三叔爷爷的信，要我在医学院里不要叫他三叔爷爷要叫他吴主任。” 老祖父等不及了高声问我道： “那你到底去哪儿工作啊？” 我不再神神叨叨的了，直接告诉他们说： “我去江城供电局工作，今天刚报到，领导让我先回家休息几天，我准备一个星期后去江城上班。” 全家人听到后总算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妈妈忙说： “回来就好，我怕你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来来去去不方便，到时候你照顾不了家，家也照顾不了你，这下可好了，在江城工作来去多方便啊！” 妈妈边说边重新给我准备晚饭。一盆炝黄瓜、一盆炒鸡蛋、一碗炒豇豆、一碗油焖茄子，都是些农家小菜。 菜齐了，妈妈唠唠叨叨地埋怨道： “又不知道你回来，也没买什么菜啊！” 我知道这个时侯我已经成了家里的重心，家里的一切都围绕着我。 章节目录 第四章满怀希希望 轻松惬意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在家休息的这几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开心和快乐。我去了奶奶家（父亲的娘家），父亲在18岁那年就入赘到我家，成了村里人称的“倒插门”女婿。他的娘家与我家是同村，相距不到两华里，爷爷和奶奶刚到六十岁，身体都很硬朗，家中还有叔叔、婶婶和小姑。小姑在1984年出嫁了，婆家也是本村的，姑父正在海南当兵服役。奶奶听说我回家了，请人带信叫我们全家都去她家吃饭。 奶奶和我妈一样也是一个能干而又要强的持家女人。虽然过去为一些琐事儿，两亲家发生过矛盾甚至吵过架，奶奶一直有些后悔把她的长子入赘到我家。她作为我父亲的亲生母亲也为她儿子的幸福担心，父亲和我妈又生了我们兄妹四人，在那个困难年代，真是雪上加霜。奶奶一家人都担心我父亲何时能翻身过上好日子。 那时候村上几乎家家都吵架、打架。投河和上吊的事儿也时常有发生，原因都为一个“穷”字。不像现在夫妻吵架的原因大多为了一个“情”字。 奶奶家的日子比我家显然要宽裕许多。叔叔从“赤医大”毕业后就去了乡卫生院做了一名放射科医生。每月都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加上我爷爷勤劳、婶婶贤惠，责任田种得是出了名的好，奶奶又极会治家所以早好几年他们家就盖上了新瓦房，家中的物件也远比我家多。 弟弟妹妹们陪着我，像过年一样，开开心心地到了奶奶家。 小姑也从婆家赶来了，正在替奶奶烧锅，奶奶在灶台上炒菜，厨房间向外飘出一缕缕的白烟，菜香味儿也随着阵阵白烟飘出屋外。 我们兄妹四人齐声叫： “奶奶！小姑！” 叫声很齐也很好听。 奶奶转过身高声答应道： “唉！大孙子回来啦！” 我把准备好的一大把香蕉递给奶奶，奶奶显然很高兴，边接香蕉边说： “好了好了，熬出头了，有好日子过了。” 中午饭的时候，叔叔从医院赶回来了，父亲和妈妈收工后也赶来了，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亲亲热热、开开心心地吃饭，大人们也把以前曾有过的不愉快全都忘却脑后了。 小叔叔其实只比我大十岁，更像是我的大哥哥，小姑只比我大三岁，更像是我的小姐姐。我初中考高中的时候小姑和我在一个班上复习准备考中专，后来我上了高中，小姑却没有考取中专，可小姑绝不笨，字也写得很娟秀。 小姑始终没有说什么话，只顾闷头吃饭，似乎在想当年自己为何失败。要不现在也大学毕业了，也跳出了农门参加了工作，农村虽说是广阔天地，可谁愿意在这儿待上一辈子呢？ 小叔的工作有点儿是“半工半农”型的，白天上班，夜晚回家，小女儿刚刚五岁，才上幼儿园。小叔叔生得一表人材，高中毕业后在队里劳动，后来当上了生产队会计。当时大队支部书记胡德仁看中了小叔，请我父亲和村主任吴政权作媒将大女儿胡兰芳嫁给了我小叔，小叔是奉命结婚的，凭我的感觉小叔对婶婶并没有多少感情，只是婶婶非常喜欢小叔而已。 婶婶任劳任怨，苦活、脏活抢着干，对小叔叔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地小叔就有些养尊处优了。 今天是奶奶为庆贺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而请我们全家的，说得最多的话题当然是我的工作了。 小叔喝了一口酒对大家说： “供电局的工作当然好，现在改革开放，国家非常重视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供电部门的工作差不了，待遇更差不了。” 我禁不住问小叔道： “叔叔，我现在的工作和在医院当医生哪个更好呢？” 小叔不加思索地回我道： “当医生很辛苦，一直要学习，你看我是‘赤医大’毕业的，我参加工作才八年，就有三年在外进修，先去平潮肿瘤医院，后又到如皋县人民医院，这才刚刚结束。不但学习辛苦，平时的工作也很辛苦，要上夜班，特别是冬天深夜看急诊，惨得要人命，哪有供电部门舒服？” “别的不说，就说我们江海桥变电所的所长陈建，有多少人求他要用电，他整天吃香的喝辣的就连镇长、书记也卖他的帐啊！” 说完叔叔又喝了一大口酒。 小叔叔到底是在外面走的人，说话一套一套的很有道理。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美滋滋的，父亲和妈妈听了自然也很高兴。我更增加了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和憧憬。 在家的几天里，我们几位在双中补习时认识的老同学老朋友相约后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 分在江城饮服公司的金大中； 分在江城房管局修缮队的顾海荣； 分在江城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李江泉； 分在江城公安局城中派出所的张建；还有和我一同分在江城供电局的沈中明。 中学时的同窗分别数载后，又能重回到同一个城市工作，大家相聚甚欢，个个意气风发、雄心勃勃。 在家逗留的一周就这样过去了，眼看就要奔赴工作岗位了。晚上妈妈再三叮嘱我说： “儿子啊！在单位要听领导的话，脾气要好，工作不能怕苦怕累啊！凡事都要让着点儿别人啊！” 我不耐烦地回说道： “知道了，知道了，放心吧！” 小弟悄悄跑过来对我说： “哥：我想跟你去江城，反正我放假在家没有什么事，江城我还没有去过呢！” “你去跟妈说吧！” “我去说妈妈肯定不让的，还是求哥哥替我说吧！” 妈妈看到我们哥俩叽叽咕咕的样子忙问道： “说什么呢，哥儿俩个人？” 小弟不敢说话。我马上回答： “妈妈，我想带小弟一块儿去江城，让他陪我几天，我们也不买车票就骑车进城吧？” 妈妈本不想同意，怕我多开销，但看我坚定的样子，只好同意了。 妈妈叮嘱弟弟说： “路上要小心啊！去几天就要回来，不要影响你哥哥的工作啊！” 小弟俏皮地行了一个军礼说： “是！遵命！” 我稍稍地整理好了行装，天麻麻亮就和弟弟蹬上家中唯一的一辆“永久”半旧自行车上路了。 从岔河去江城的马路并不宽，两边参差不齐地伫立着一棵棵白杨树。树的叶子上沾满了马路上扬起的尘土，看不见叶子的绿色。 我和弟弟合一部车子，一会儿我驮弟弟，一会儿弟弟驮我。厚厚的砂石路面上，被雨水打成一棱一棱的横槽，车子在上面行走，一上一下就像行走在波浪上一样起起伏伏的很不舒服。我们哥俩艰难地蹬着车子，把一棵一棵的白杨树甩在后面。 足足四个小时的骑车把我屁股上的皮都磨破了。中午时分，才到了江城市的东大门，穿过兴仁镇，径直向西边的新桥方向骑去。我们哥儿俩又饥又乏，就近找了一家小吃店停了下来，找个空位坐上去。 我点了一盆花生米、一盆猪头肉、一盆大椒炒肉丝、一碗榨菜鸡蛋汤。 弟弟小我五岁，小时候就顽皮，喜欢和小伙伴“凿墩儿”（农村小孩儿赌钱的游戏）、下河游泳，他还喜欢喝两口小酒，抽点儿卷烟。在家时父亲对他管得严，常常挨拳头。今天跟我出来，我要对他好些。 我点了两碗散装啤酒，每碗8分钱，哥儿俩第一次下馆子，吃得有滋有味很开心。 弟弟一边喝啤酒一边对我说： “哥哥真好，等我考上大学赚到钱我一定请哥哥喝好酒。” 我看他一脸诚恳的样子，心里真有点儿感动。于是非常认真地对他说： “你要把学习搞好，不吃苦中苦，难成人上人啊！” 我说话之中透出一种成功的喜悦，更使弟弟打心眼儿里尊敬我、羡慕我。 到了单位后，我去总务科领到脸盆、脚盆、毛巾、水桶、茶杯、碗、筷儿等生活用品。 总务科长姓许，有人告诉我许科长是许家屯的侄儿。我想怪不得他那么严肃，总是一本正经地叼着烟，讲话慢条斯理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得油光黑亮。一看就知道是个养尊处优的领导，我不敢和他多说话，领到东西后就迅速离开了。小弟看到我抱回一大堆的盆盆罐罐，愣愣地望着我问道： “哥，你什么时候上街的？” “哪里是买的，我们单位发的。” “到底是国家人啦！什么都有得发啊！” 我白天上班，晚上陪着弟弟出去逛街，我们去汽运会堂看电影、去文化宫溜冰…… 我花两块钱在水果店里买了一大把的香蕉，让弟弟吃个够，弟弟从来也没有这样奢侈过，我看到今天的弟弟就像过老年一样高兴。 章节目录 第五章一厢情情愿 设计室的工作很忙，大清早工程师们都准时到了办公室。年轻的同志提上水壶去食堂打开水，老师傅们则埋头开始画图。虽然办公室里挤得满满的，但是各做各的事，紧张而有序。没有人闲谈，即便有讲话的声音也是尽量压到最低。 我办公座位与戴眼镜的中年工程师正对着，桌上已经放上木制坡形图板和丁字尺以及一套制图工具。陈老师把我交给了土建组的组长，那位瘦而有神的白净老头儿，大家都叫他刘工。 刘工虽是个男人，可是他带上大檐的园草帽后让我越看越像一位瘦弱的中年妇女。从他说话的口音里听出他是典型的江州东社人，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人，男人却长一副女人像，一定不好相处。我心里正想着，刘工就走过来了，他指着我对面戴眼镜的那位中年工程师说道： “小苗啊！他是祝工，刚从徐州建筑设计院调来的，就由他来带你，祝工是老师傅，你要多向他学习噢！争取早日上手做项目，目前你的工作请祝工具体安排，你的图纸由我来审核。” 我谦虚地连声回说道： “好的、好的！还请您多多指教！” 我心想新来的人矮三分。一定要谦虚、谦虚再谦虚，给领导和同事们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刘工说完就走开了，祝工微笑着拿给我一堆资料、图纸、图集并和我聊了起来。 祝工熟练地点上一根烟，慢慢地对我说道： “我老家是江州四安人，我爱人老耿是江州十总人，原在徐州电业局工作，因她母亲年事已高就设法调回江城供电局，现在计划科当经济师，我只好随爱人一起回来了，正好江城供电局设计室引进人才，我就算是引进来的吧。” 祝工猛吸一口继续说： “我和陈大主任是中学同学，陈大主任中学时爱打篮球，不怎么说话，他上了南京工学院，我上了华东水利学院，分配后他回了江城我去了徐州设计院。” 祝工抽完一根又接着点上一根，意犹未尽地对我说： “我在徐州设计院时做过不少大工程、大项目，这里就做做变电所的几层楼，小意思啦！你也是正规科班生根本不用担心的。” 祝工爱抽烟，一会儿功夫就抽完了两根。 他很健谈，我感觉他并不难相处，因为他爱讲话，俗话说“心直口快”口快的人必定心直，我稍稍地松了口气。 设计室分线路组、变电组、概算组、描图组，当然还有我们的土建组。每个组还细分专业，如变电组分“一次”、“二次”我是搞不懂变电专业的，更搞不懂什么“一次”、“二次”、还有“三次”的。 设计本来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需要耗费工程师们大量脑力和体力，所以大家从早忙到晚一个个都显得很疲惫，可是大家还是坚持加班很少见有人休息的。 陈大主任总是忙里忙外的，一会儿过来通知几人去局里开会，一会儿又召集人乘车下去看现场，一会儿又安排几位工程师去省局南京开会，人人都是在紧张地忙碌着。而我似乎连边儿也占不上，从来没有人通知我去哪儿。祝工也同样闲着，除了抽烟还是抽烟。我不便多问，没事时就只有看书。 按照妈妈的吩咐，弟弟已经回家了。一天晚上我回到招待所后，发现没带回门上的钥匙，我只好对着吧台大声呼喊： “服务员！服务员！帮我开门啊！” “哎！哎！来了！” 隔了好一会儿，才听到有人回应，可人却迟迟看不到过来。 我着急地寻声望去，看到在走廊的另一端，一位穿白大褂的女服务员正在给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男生开门，只见那位男生圆圆胖胖的脸，头发有点自然卷，上身穿草绿色军装，背一只军用背包，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他正是我经常看到的和我一样往返于供电局和招待所之间的小伙子。我很快地走近他带着好奇问他： “你也是今年刚分来的吗？” 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慢悠悠地回答我道： “和你一样吧！刚刚来的！” 我又问他：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兰州、兰州铁道学院。” 他慢条斯理地回我说道。 我又问他道： “你姓什么？” 他依然慢悠悠地回我道： “姓毛，叫我毛华平！” “分在哪个部门？” 我刨根究底地问道。 他仍旧慢条事理地回答道： “调度运动班。” 我一脸的茫然，因为我对这个专业一点儿都不懂。我再也不好意思多问了，怕他会笑话我，他并不热情地一边进屋一边回着我的问话。 还是我主动地向他介绍道： “我叫苗铁军，今年的分在设计室土建组。” 服务员小丫头扭头去给我开门，我见毛华平并不想和我再聊什么便转身回到自已的房间。 我并没有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因为人家是本科而我只是一个大专，似乎是矮人一等。 此后我俩就算熟悉了，早早晚晚地经常在路上碰到他，见他总是拿着一本小册子边走边看。一次我实在熬不住好奇又问他道： “你干嘛呢？看什么这么认真？” 他还是用慢悠悠的口吻回答我说： “我要考《安规》啊！” 见他看书紧张的样子，我不忍再打扰他了。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飞逝，我渐渐地认识了许多同事，开始与人熟悉和沟通起来，这是我的性格使然，更是我的强项。报到时我第一个认识的王建兴分到变电工区工作，今年一同分来的有好几个人，除了毛华平、王建兴还有南京电校毕业的张华也分在变电工区，徐华分在线路工区，沈中明分在财务科（其中徐华和沈忠明是我的中学同学），陈国建分在我们设计室线路组，还有一个女生叫陆地红，个儿矮矮的像个小学生她分在调度通讯班。 设计室还有一位上海电专毕业的老乡叫薛建早我几年进来，在线路组。自此新的工作、生活环境我已渐渐适应了。 然而，我几乎没有了在校时的那种良好而积极的感觉，那时我是学生干部，学生中的活动常常我就是主角。而在这里，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心里盼着长大，而现实却又是如此残酷地压制着我。 同事们八小时之内各人做各人的事，八小时之外各人回各人的家，我是外地来的，在这个城市就像一叶浮萍，一到晚上就显得格外的寂寞。 夏天的时候，晚上没事我就和沈中明一起去文化宫看《濠滨夏夜》。转眼间秋天就到了，马路上除了稀稀走过的行人和偶尔驶过的车辆就是满地的落叶。 入秋以后，我和毛华平也从建工招待所搬进了供电局大院东北角的一幢小二层楼里。这幢面积很小的两层楼房是供电局汽车队的办公场所，门口停局里的各种车辆，我常看到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一辆银灰色苏联伏尔加，两辆沈阳面包车，一辆江西上饶牌大客车，几辆解放牌卡车，还有一部大吊车，这些车辆早出晚归，为供电局的生产和管理提供服务。听老同事说在江城市我们供电局的车子要算最好、最多的，市政府有什么活动还常常向我们局调车用。我从小就喜欢汽车，而今在我的周围有如此多真实的汽车真把我高兴坏了。因我喜欢汽车，自然对驾驶员就有好感，这就叫爱屋及乌吧！ 住在小楼里生活很不方便，自来水在楼下，厕所就更远，我和毛华平搬来前，沈中明就已是这里的原住民了，我们仨人一起找来一张四方桌、几张椅子，把宿舍布置得整整齐齐，温馨得像新家一样。 沈中明在局财务科工作，他们科经常聚餐，他有时候会把同事们喝剩下的双沟酒带回宿舍，然后我们到食堂再打上几个菜，就着剩酒吃喝起来。生活总是让人感觉得快乐多于痛苦，幸福多于苦难。更何况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供电局规定每月13号发工资。每次都是室里的统计员何晓平早早的去财务科，等好久才拿回全室人员的工资，然后好多人堆在一起数钱，用信封一个一个地装好，工资最多的一百多块，我的法定工资是五十五块五。 正是应了“十年寒窗苦，为了五十五块五”的顺口溜。 大家除了工资外很少有奖金，但近几个月里，局里考虑到我们室的生产任务完成得又多和又快，每月都批给室里1200元奖金。大主任陈老师按照大家的工作量测算进行分配，我也能拿到35元。那个时候一碗红烧肉才5毛钱，我的奖金到手后就像发了一笔横财，晚上买来好多菜在宿舍里和华平、忠明干起酒来。单身生活才是人生中最快乐无忧的生活。 沈中明与我是同乡，高二时我俩就读于红旗人民公社（现名双南乡）中学，他小名叫海儿，他妈妈说海儿属龙，龙有海才能活，所以取名海儿。 我也属龙，我妈却叫我铁儿，妈妈是希望我身强如铁，志坚如钢吧？只有海儿的妈是个农村老大妈，没文化老套才取这样的俗名。海儿个子矮、鼻子大常常剃个光头。所以当时红旗中学的同学们给他一个雅号叫“蒋光头”。他脾气特好，常常用手摸着自己的鼻子尖儿说话，引得大家大笑不已。他脑袋还算聪明，补习了三、四年，终于考取了南京电校财会班，过去是同学现在又是同事，关系便更加亲密了，我们俩在一起无话不说。 海儿给自已斟满酒后，用他那又粗又短的手泼泼洒洒地端起酒来对我说道： “来啊！铁儿啊！揪一杯啊！祝你工作顺利，早日找到心爱的女友啊！” 他说完就一口气喝下去了。 毛华平话不多，张着嘴一脸的傻笑，仰视着我也跟着喝了一小杯儿。我的酒量还可以，一杯很快就喝下去了。 海儿又满上第二杯，大口的吃起菜来，一付苦尽甘来的样子。 海儿嘴嚼着菜手放下筷子用兄长般的口气对我说道： “铁儿啊！有没有意中的女孩儿啊？有了我帮你做主，请她来吃我烧的饭，你就看我烧的这几道菜，哪道不是像模像样的？” 我本来就是个爽快的人，又喝了酒，就口无遮拦了。 “四楼劳资科有个女孩儿，穿一身洁白的连衣裙，看上去又高雅又漂亮，我蛮喜欢她呀！可是我连话也没和人家说上一句，更不知她的芳名啊？” 我实话实说道。 海儿微微地笑着对我说道： “好办，好办，你就看我的吧！” 我们酒喝到很晚，三人喝光了一瓶双沟大曲，海儿又提出要去看电影，我和华平马上响应了。 秋高气爽、天高云淡，转眼间就是十一月份了，室里安排我和祝工、朱工三人去一江之隔的张家港出差。我们三人从江城港坐上一条木制机动船，过江后转乘中巴车才到张家港市。 城市不大，和江城下面的江州县城差不多，满街破破烂烂的，没有一栋像样的建筑物，不断扬起灰尘的马路又窄又湾，街上的行人土得连江城的乡下人都不如，就是这样一座江南小县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有好多女孩儿去首都北京打工，替中央领导家当保姆，然后她们再想方设法接触高层、认识名流，为张家港市招商引资。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有好多国家级的重点项目落户该市。今天张家港的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很迅猛，远远超过了我们江城，最早成为国家级卫生文明城市，我们不能不佩服人家的头脑和手腕。 人们常说：“脑袋决定口袋，细节决定成败。”不是没有道理啊！ 祝工是个话匣子，出差的一路上就他爱讲话，天南地北，海阔天空、风花雪月，他一直是滔滔不绝地讲给我和朱工听。 他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徐州设计院的党委书记是解放前南下的干部，解放时已是正团级，当时已年过四十，组织上安排将一名年龄小他19岁的护士给他结婚，后来双双转业到地方，男的就当了党委书记，女的安排在地质勘探队当资料员。女的长得相当漂亮，身材修长，脸蛋又好，当时地质队有一个小伙儿刚刚大学毕业，身材高大魁梧，不知怎么搞的就和这个女的搞上了。有一天女的请小伙给她家送煤气罐。然后俩个人在家就干起来了，可巧的是书记那天刚好把一份材料拉家里了回去取，当他打开房门时，发现房间里一男一女正在热火朝天地干着。书记的响声惊动了他们俩人，俩人非常尴尬。小伙儿恨不能钻进地缝儿里，倒是那位书记非常冷静，他轻声地对小伙儿说道：不碍事！不碍事！你们继续忙，我先走一步、先走一步。” 讲完后祝工还不忘补充说道： “原来这位书记在战争中负了伤，已没有性功能，更不能生育。这个女的就一直照顾着他，那时候嫁给领导是不能离婚的，所以书记也很人性化，知道女的有需要，也没有责怪她，后来书记把那个小伙儿提拔为勘探队的副队长，这事在徐州市一时传为佳话。” 朱工比祝工稍长两岁原在广西柳州工作，原籍上海崇明县人，他回不了上海，就转道回了江城，他话虽不多，但说话又快又爽，脾气耿直，性子火爆，这一点就看他那直愣愣的外表就差不离了。 我们在张家港市逗留了三天，在220kv变电所里，我稀里糊涂的不知道看了些什么，我迷迷糊糊地去了又迷迷糊糊地回来了。 傍晚时分我回到小二楼的宿舍里，海儿正在烧着一条鳊鱼，他一边烧菜一边哼哼唱唱，一手操着铲刀，一手夹着香烟，耳朵后边还夹着一根备用香烟。他见我回来了，急急忙忙地对我说： “回来得正好，快吃饭吧！晚上我们一起去工农电影院看电影，票我都买好了，不过我不知你什么时候能到家，就先买了两张，一张给了任建勋，后来问了你室的陈国建，说你今天到家我又给你补买了一张。” 我很高兴！心里暗想： “还是老同学好，亲自烧菜为我接风不说，还请我看电影。” 海儿看着我掩不住高兴地说道： “你不回来我们太冷清了，总像是少了点儿什么似的。” 听沈海儿这么一说我内心更加激动地说道： “我有那么重要吗？” “那是当然，你那么有才，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们大家都难过死了！” 说完海儿忍俊不禁地大笑。 电影院就在我们宿舍东边约一公里远的地方，海儿和任建勋坐在一块儿。我的票是后补的只好一个人去找座位。当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刚刚坐下时我发现邻座有一位矮矮胖胖的青年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他对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得我有些莫名其妙，我也看他，当我看到他的衣服袖口上的三道蓝杠时，我才想起了那是局用电监察班的制服，我努力地回忆着在哪里见到过他，见到过这个又矮又胖的青年人。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终于他被我看得不自在了，只见他那张似笑非笑的圆脸上出现了一丝尴尬和惶恐。我敏感地意识到这里一定有什么故事。 “不会是海儿安排了什么圈套？” 我在心里暗自想着。 第二天在食堂里我又看到了那位又矮又胖的青年人，他们几个同事在一起用不怀好意的眼神轮流盯着我看，还不时对我指指点点的，我没有理会他们，打好饭菜自顾自地吃完走路。 接下来的几天平静地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工作和生活平静得像一潭秋水。 本年的最后一次科室支部大会结束后，我所在的支部书记包若景把我留下来谈话。 包书记面孔非常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宋朝包拯的后代，他说话很和气，夹带着北方口音，他对我说： “小苗啊！你来设计室工作也有几个月了，大家对你反映还是不错的，工作上手快，能独立完成室里交办的工作任务，这些都是好事啊！” 我正襟危坐目光始终注视着他的黑脸，然后用十分谦恭的态度对包书记说： “请书记教导，这几天又是画图又是出差，没能向书记做思想汇报！” 包书记看着我说： “没事，今天我找你完全是个人行为，不代表组织，其实这件事也很正常，不需组织找你，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况且你也没有什么出格。” 我一时莫名其妙，便问道： “包书记，发生什么事了?” 书记照直对我说道： “你是不是写了一封向劳资科周雪求爱的信？” 我急急地说： “我没有，没有的事，绝对没有啊！” 书记说着话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他递给我说道： “呐—！信给你！人家已经有主了，男方是局里蒋副局长的公子，在局用电科工作。周雪的爸爸就是用电科的周科长，周雪把信交给了她爸爸，他爸爸很生气，以为是恶作剧，就来找我，我看这也没什么问题，就对他说了这很正常，还是冷处理吧！” 包书记抽着烟，继续对我说道： “他们后来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你把信收了吧，此事就到此为止！”包书记很和善地和我谈了话，我还能说什么呢？ 但我觉得还是要给包书记说清楚： “这信绝不是我写的，这事儿我真的一点儿也不懂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那层意思，极有可能是沈中明替我写的，我心中有点数，因为我在小沈面前夸过周雪长得好看的。” 书记见我说了直话，就对着我摆摆手说： “不说了，到此结束。” 我从会议室出来把那封信揉成一团，扔出很远。我像做错了事儿的小孩儿一样，不敢用眼正视大人。 我连信的内容都没顾得上看就扔掉了。我没有追究海儿，我知道他不是恶意的，都是我心直口快把对一个女孩儿的好感说出来了，才让他导演了这样一出戏。 事虽结束了，但却深深的刺伤了我的心，我是农村孩子，父亲又是“捧老牛屁股”的农民；我是拎着蛇皮袋子来供电局报到的穷酸学生，在婚姻的天平上，我没有砝码，怎能与他人竞争？怎能与他人平衡？ 海儿也因做了这件事自觉得对我有些内疚，平时对我格外地友好和亲近。 太阳依旧东边出、西边落，只是在我的心里多了一份失败、一份失落，其他的什么也没有留下。 章节目录 第六章初涉爱爱河 瑟瑟的西风终于吹来了江城的冬天，在校时冬季要晨跑并没觉得天气有多冷。工作后再也没有人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变得自由和散漫了，特别是沈海儿有时间就躺在床上睡觉，体重陡增了十几斤，脸也倒挂起来了，真像一头“肥猪”，我经常骂他猪，他一点儿都不生我的气。 一天下午，海儿打来内线电话对我说： “铁儿啊！今天有一位中学女同学要来看你啊！” 我问他道： “就看我吗？谁呀？” 电话那头海儿故着神秘地说道： “哈哈！现在不能告诉你，你晚上买两瓶红酒带回宿舍吃晚饭就自然知道了。” 我没追问他，便挂下了电话。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后我按照海儿的吩咐在对面的江通商店买回两瓶红葡萄酒后赶紧回到宿舍。海儿已把烧好的菜放在小方桌上了，一位扎着白丝巾的女生坐在桌子旁边，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叫李晔。 李晔一见到我便客气地站起来和我打招呼： “老同学好！还是老样子啊！” “是李晔啊！你比中学时更漂亮啦！” 我连忙回应道。 其实我是在恭维她，中学时因为她的脸皮有点黑，有些男生竟在背后叫她黑包公。 李晔也许以为我在故意恭维她，一边笑一边骂我道： “虚伪！虚伪！明明知道我跟漂亮无缘，还说我漂亮！我不漂亮但我们医院有的是漂亮护士啊！” 我忙兴奋地说： “好呀！你给我和海儿介绍介绍，我就是想找个在医院工作的女朋友啊！” 李晔马上用狡黠的语气说道：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明天是星期天，去我们医院看看吧！我约几个姐妹给你们认识认识可好？” 我相信李晔的话是发自内心的，我始终认为李晔的长相属于一般的等级，离我的心里要求还很远，但她的心灵却是既美丽又纯洁的，要不然，有谁愿意成全他人之美呢？ 自从上次的“求爱信”事件发生后，我对找女朋友谈恋爱便开始抱着谨慎的态度了。但因着李晔的盛情邀请，我们都欣然答应了。 第二天我们联系上了在港务局工作的徐爱东、过兴发等一行五人骑自行车前往李晔工作的江城市肿瘤医院。 肿瘤医院位于江城西北约20公里的平潮镇上，小叔叔曾在那里进修过两年，所以我有些印象。 傍晚时分我们到了平潮镇，姑娘们已等我们很久了，李晔迎上来把同来接我们的四位姑娘一一介绍给我们： 她指着身边的四位姑娘依次介绍道：“董必玮、王洁、胡莹、徐颖。” 姑娘们有穿着半身风衣，有穿着薄棉衣的，到底是年轻，皮肤一色是白里透红型的，个个都很养眼，有人说二十岁的姑娘没有不好看的，就是这个道理儿吧？ 我心里寻思着：“李晔给我介绍的是哪一位呢？”我不敢冒然接近姑娘们。与她们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后矜持地和她们交谈起来。 这几位护士姑娘们都是今年刚从如皋卫生学校毕业的，一共有十几位除了晚上有班的外都来迎接我们了。由于医院的集体宿舍不够用，就临时给她们租住在附近的居民家里。姑娘们把房间打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进去后屋里飘着淡淡的香水味道，到了这个年龄和漂亮的异性在一起，真有点激动不已啊！ 说着话，李晔走过来拉着我把脸揍到我耳边悄悄地说： “我给你介绍的一位比她们几个都漂亮，是我们班的班长兼班花，分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待明天我们一起过去接到她后再去狼山秋游。” 我听完她的话后连连点头道： “好的，好的，听你吩咐！” 李晔见我很开心，笑盈盈地对大家说： “各位老同学今天在这里住一宿，我们有几位姑娘值夜班，正好给你们腾出了房间，你们就睡她们的床吧！” 我们几个小伙子面面相觑、相视而笑。 大家心里一定在想： “小伙子睡大姑娘的床，还是第一回唻！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晚饭是姑娘们亲自烧的，菜既简单又清爽，也许都是学医的缘故，懂得养身，少荤多素，也不多吃饭。我们客随主便，随意地吃了点饭菜，随后与姑娘们一起收拾起碗筷儿！ 当夜色浓重的时候，外边没有灯光，寝室里没有电视机，我们都按李晔的安排在指定的寝室里睡下了。 20多公里的单车骑得我浑身酸酸的。躺下后不久便进入了梦乡。 天刚放亮的时候我被外面小鸟的叫声闹醒了，隐隐还听到淅淅沥沥的雨声。想着今天要与一位陌生而漂亮的女孩儿携手同游狼山，睡意顿时消失了，心里抑制不住地激动着。 我躺在不知是哪位姑娘的床上，柔软而蓬松的棉被散发着百雀羚护肤霜的芳香，我尽可能地让自己思绪万千的心儿平静下来，可是青春萌动的大脑在荷尔蒙的作用下总是浮想联翩。 七点刚过其他四个男同胞都相继醒来。 海儿首先大声说道： “起床吧！要不然那些姑娘下班回来后，我们还躺在她们的床上，多不好意思啊！” 过兴发马上响应，迅速坐起身套上毛衣，穿好外套。 我也很快地穿好衣服。 初冬的第一场小雨给天气增加了无限的凉意，灰蒙蒙的天空中小雨细如游丝密密麻麻地飘洒着。 我们如约在肿瘤医院食堂碰头，吃完早餐后，雨也渐渐小了，我们一男载一女骑车向江城市出发。 细雨沾衣，微风近身。我们每一位男生载着一位姑娘艰难而又努力地向前奋进着。 当我们一行人到达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大门时，早有两个女孩儿在等侯我们了。 李晔从我车上跳下来，上前拉着一位扎着马尾巴的高个儿姑娘轻声嘀咕了几句后，马尾巴姑娘径直走到我的跟前。我没有害羞大方自然地迎了上去，李晔又高声地对我说道： “这是我的同学施永芳，是一位才女噢！铁军啊！我把她就交给你啦！你负责一路拉着她啊！”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打量她，就做了一个潇洒的姿势飞身上了车，小施便跟着轻盈地跳上我车的后“衣架”。 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待恋爱，我向来有自己的标准。女孩的长相就是我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我看这几个姑娘中要算是施永芳最中我的意了。 在旅途中我有意接近她，和她聊天，从学校聊到家里，从同学聊到兄妹。短暂的一天，使我俩的距离靠近了许多，彼此之间渐渐地萌生了好感。 章节目录 第七章主动失失恋 自从与小施在那次郊游中相识之后，我们就开始有了交往。当然，开始是我主动去看她、约会她。 小施的宿舍位于江城市第一人民医院最北面的一排，三层的旧筒子楼里，这栋楼原先就是一个药品仓库，为了解决这些刚刚进来的护士们的住宿，就在外面加了一副外楼梯。外楼梯用角钢焊接而成，又陡又高，钢度很差，人走上去晃晃悠悠的，像我这样矫健的男生走上去也会发怵，何况小施她们那样娇弱的女子们呢？ 小施告诉我说： “有一次晚上，我正在上楼梯，忽然路灯全熄灭了，我不敢向上，又不敢向下，吓得扶着栏杆大哭起来，直到保卫处的人拿着电筒赶过来，才把我营救回去了。” 小施说完反问我说： “换了你怕不怕？” 我说： “不怕！为了爱情我什么都不怕！” 我说得有些虚伪或者是牵强，这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然而，小施却有些感动。 在小施眼里，我一米七五的个儿，五官端正，皮肤白皙，长相虽不算十分英俊，也绝没有什么不顺她眼的地方，尤其是我外向型的个性，对人、对事总有一股热情，使小施深深地喜欢上了我。 小施圆圆的脸上挂着一对深深的酒窝，马尾巴放下的时候就像一幕瀑布，一米六五的个儿，匀称的身材也称得上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 我们俩人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人会说不般配，而在我的心里总是感觉有些遗憾，因为我一直想拥有江医附院的漂亮女医生做自己的妻子，这也是我深深的“附院情结”。可是时至今日我还没有机会认识附院的姑娘而已，我只能退而求其次“一医院”也可以吧！毕竟也占上一个“医”字，何况小施人品又不差，因此我决定继续和她交往下去。 谈恋爱既费时间又费精力，和小施的频繁交往，占用了我很多的业余时间，假日和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最近室里的设计任务很重，一些变所的电气工程都是边设计边施工，而我们土建专业组的活儿，要等变电组工艺做好向我们提资后，我们才能上手出图，而施工时又是需要先使用土建图，所以我们组常常很被动。虽然我的出图速度并不慢，我有很好的制图功底，常常直接描好不用描图组再描，因此我从不耽搁出图的时间，可是我不去加班，给主任和其他人员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 在一次业务学习会上，陈主任不点名地批评道： “目前任务如此之重，全局的基建任务都要看我们设计龙头，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利用休息天和夜晚加班，可是个别小青年就是不加班，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主任话虽然说得还算和气，但他明显是有所不满。会后我问双南的同乡线路组的薛建。 “薛工，你知道今天会上主任说的是谁呀？” “主任当然是有所指的，最近室里的图纸出得太慢了。” “可我没有拖一点儿后腿呀？” “不一定是你，如小徐的图画得又慢、质量又不高还常常还出差错，听说主任就很生气啊！不过你不加班，给领导的印象也不是很好啊！领导不好意思批评老同志，就只好拿我们年轻人说话了。” 说完薛工反问我道： “你平时没什么事为什么不来加班？加班有什么不好？加一个班还有10元钱的补贴，你看我们不是天天在加班吗？” 我看薛工是我同乡、人又忠厚老实，就如实地告诉他道： “我谈了一个女朋友，最近就是约会多了些。” “怪不得啊！告诉我她是哪里的？” “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护士。” “老家呢？” “东郊小海人。” “哦！小海人？那里的人说话沙蛮口音不好听不好听。” “什么沙蛮口音？” “就是和施老大一样的启海口音啊！” “除了口音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不妥的？” “好还好，还嫌早，三班倒，工资少。” 薛工薛建直接用几句顺口溜概括了我要谈的女友，我听后感到他说得太实在了，心里对这份感情又多了一分否定之意。 冷空气开始不断地袭击江城，天气越来越冷了。一天下班之后小施给我送来了毛衣，她问我： “你这几天为何没来看我？” “室里的工程任务多，我要加班啊！” “真抽不出一点儿时间来吗？” 小施不满地问我。 “我没有车子，加完班公交汽车就没了。” 我的话真实得无懈可击，小施也无话可说。 送走了小施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份感情是去还是留呢？ 我实在拿不定主意。 我已连续几个月没有回老家了，妈妈有些不放心，这天派大妹来看我。大妹带来了她的两个女同学，到了我们传达室。 刚好今天室里发了一笔奖金和加班费，我拿到400多元，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我兴冲冲地到传达室领着妹妹和她的几个同学们准备去供电局西侧的小饭馆儿吃饭。 我们几个刚刚坐下，海儿就来找我说： “小施来了。” 我慌忙出去，只见小施推着一辆崭新的红色小跑车（自行车的型号）站在局大门外。 “我来看你，怕你没车骑，给你买了辆车子。” 小施笑意盈盈地对我说道： “谢谢！走吧，我妹妹还有她的几个同学来了，我请她们吃饭，一块儿去吧。” 小施顺从地跟在我身后。然后来到小餐馆儿，我向大妹介绍了小施。 大妹忙说： “哥哥怪不得你不回家了，原来有女朋友啦，妈妈不放心让我来看你，没想到竟还真的看到啦！” 大家说说笑笑，气氛还算轻松热闹。 我安排大妹她们住建工招待所。然后送小施回一院宿舍。我用她新买的车驮着她去了医院，我们一到她的寝室，同宿舍的小护士们便识趣地走开了。 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俩人。 “坐下吧！喝口水。” 小施边说边指指她的床沿，床沿上铺着一条猩红色的大毛巾，我在离枕头较远的一头坐下来。 “你妹妹来干什么的？” 小施明知故问我。 “来看看他哥哥的女朋友吧！” 我故意点到题上。 “她有没有说我什么？” 小施急忙地问。 “还没有来得及呢？” 我回说。 我俩对着话，我一点儿也没有想拥抱和亲吻她的冲动，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爱她？ 小施到是挺热情的，她一会儿倒水一会儿削苹果给我。等我告辞的时候，她真的执意要让我把车子骑走。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谁拥有一辆新车，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骑上小施的车，心里又多了一份责任一重矛盾。薛建说的那段顺口溜总是在我心头萦绕，挥之不去。也许正是应了一句老话“先结的果子不甜”。难道我的初恋就注定要失败的吗？ 大妹回去后把我找女朋友的事告诉了家里。其实我并没有隐瞒之意，只是想往后处处再说，没想到妹妹的突然到来又正好碰到了小施。妹妹既然知道了，肯定会告诉妈妈的，家里其他人会有什么意见呢？后来妈妈让大妹打电话给我说： “哥哥：老爷爷说沙蛮女孩性格都很强，不适合我们家，让你还是找个乡里乡亲的女孩儿好过日子啊！” 老爷爷已是耄耋之人，历经过人世间的苍桑坎坷，他连小施的面都没有见过就直言劝我，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想着薛工给我的“顺口溜”，我心中便有了放弃这段初恋的想法。 此后我把小施给我的红色小跑车亲手擦得干干净净送到她的寝室楼下，那天正好她在值班，同寝室的李娜躺在床上看书，我把钥匙递给了李娜，我温婉地对李娜说道： “小李，麻烦你把钥匙转交给小施。” 小李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连忙说： “我去叫小施回来？” “不用了，请您告诉她，车子在楼梯下面，有空一起来我们单位玩。” 小李也许认为我是来送车子的那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小施拿到钥匙后一定会明白这其中的意思。 我没有写信给她向她解释什么或者道歉。因为对于她来说，那些与失恋相比，都显得苍白和无力。 我就像小偷一样，再也没有在第一人民医院的护士宿舍楼里出现过。